《汾州历史文化拾遗》漫议

[作者:北京 任文贵 来源:《汾州乡情》2015年第4期][2015-08-20]
 
  
 宋志强先生历时三年的力作《汾州历史文化拾遗》一书,于近日正式出版,北京汾阳同乡会邀请部分乡亲,于7月5日在京举办了首发式暨座谈会,与会乡亲一致称赞这部散发着醇厚乡情的著作,赞扬宋志强先生为家乡的历史文化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这部学术性很强的著作近30万字,分“遗址墨迹”“移民足迹”“汾商经典”“汾酒新考”“钩沉旧事”“京都新商”“国外珍藏晋商资料”等七部分。其中的核心是从有关汾州的遗址墨迹、文献资料中探寻汾州的历史文化之源,以及汾商为明清时代山西商业文明进步和提升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文章考据凿凿,不乏高论,有不少可谓填补空白之作。诸如对位于北京大栅栏地区棕树斜街的汾阳会馆遗址的考证,他翻阅大量文献资料并进行实地考察,得出汾阳会馆是明清时期山西人在北京建设的44个会馆中历史最早,规模较大的结论,确立了汾阳人在京城活动的轨迹和历史地位;再如对汾酒的研究,他从清初文学四大家之一的程康庄的诗词中,探寻出距今四百年前古人对杏花村美酒的认可和对汾酒历史的肯定。他还从《山右丛书初编》的记载中发现了一段较早的关于汾酒勾兑工艺的文字描述,从而肯定了250多年前汾酒就有了实质定义和对汾酒品质在文字上的精确定位。这些论述无疑填补了汾酒文化研究的空白,丰富了汾酒文化的研究成果。
他对山西移民,特别是汾州移民也倾注了浓厚兴趣,他不辞辛苦,花费了大量心血,走访了大兴县的不少移民村落,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搜集了许多实物佐证,证实了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山西被移民达五次之多,其中汾州有约两万余户,20余万人口,移居于直隶顺天府大兴县,他钩沉探幽,在追逐“失联”的线索中还原了沉寂了700多年的陈年旧迹,充实了汾阳历史研究在这期间的一些空缺。这一成果在《对明初时期汾州移民北京的初(转上页)(接下页)探》中均作了详尽论述。
这本书的另一亮点是,凸显了宋志强先生对汾阳故里的一往情深。他足迹所至,目光所及,都关注着汾阳的人,汾阳的事,并对此进行探讨、诠释。他游历绵山景区,竟然对两通古碑引起极大兴趣,他诠释碑文查阅史料,论证了汾阳在唐代,金代的历史演变,以及汾州的管辖地域,为汾阳的历史沿革描绘出一幅基本轮廓:他在北京石刻博物馆浏览碑刻,从两百多块石碑中发现了一块由任伯寅撰文的有关襄陵会馆的碑记,兴奋之余他想弄清楚任伯寅为何方人士,以及撰写碑文的来龙去脉。他寻觅了襄陵会馆的历史踪迹,考证出任伯寅出生于汾阳杏花村镇下堡村名门望族,并做了比较翔实的介绍,充实了汾阳历史文化内容。
宋志强先生还把关注点集中在晋商集团中的太汾商帮上,在本书中有四篇文章介绍了明清时期汾商的辉煌业绩和经营理念,这些优秀的汾阳商人扎根汾州大地,驰骋华夏,纵横欧亚大陆,他们聚财天下,汇通天下,德通天下,其中有创立了中国金融业第一个账局“祥发永”的王廷荣(“祥发永”账局比平遥的“日升昌”票号早87年);有经营茶叶,皮货的“璧光发”东家牛允宽;有第一个手持“龙票”进入恰克图的“皇商”朱成龙,有称雄国际商界五百年“万里茶路”的践行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求证奠定了汾阳商帮在晋商中的地位,肯定了汾阳商人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从而张扬了汾阳人的自豪感。
《汾州历史文化拾遗》是一本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好书,对汾阳的历史文化研究具有不可否认的贡献,庆幸之余表示祝贺。
上一条:关于乡贤文化的思考        下一条:明末名仕唱竹叶 清初著书歌汾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