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年代的福慧庵13号

[作者:太原 张福生 来源:《汾州乡情》2015年第5期][2015-10-20]
  
在汾阳老城的西北部,有一条狭窄的短街叫福慧庵。在福慧庵与养济巷交汇处的东南角就是福慧庵13号。这是一个高墙围成的三进院落。街门朝西,是个圆大门。进门是一个东西长方的院子,东南角有三间平房,北面为过厅。穿过过厅就是南院,东西各有三间平房。往里是北院,这是整个大院的核心。院北高出院子两尺有一个砖砌大平台,平台上旋有五孔高大敞亮的窑洞。窑洞东边有楼梯通向窑顶。楼梯下有个小门通向偏院。院北有孔小窑自成一院。在两排东房之间也有一扇门通向偏院,偏院东墙下为全院公用的厕所。这五孔窑洞屹立在周围一片平房当中,居高临下,视野开阔。
我家是1965年住进福慧庵13号的。当时前后院已被隔成两个院子,南边过厅改建成南房,南房和东房之间另开一个门,成了汾阳医院的职工家属宿舍。母亲在汾阳医院防疫科工作。我家住在正房三孔大窑洞西边那孔窑洞里,与医院护士闫云英家共用中间那孔窑洞,汾阳俗称“伙门道”。
在我的印象里,窑洞高大宽敞亮堂,冬暖夏凉,临窗户是大炕,铺着汾阳漆布厂出的绿底红花大油布。地下很宽展,北墙正中贴着毛主席画像,像下是八仙桌,桌子东边放一支单人床,床前拉一块布,就是我假期回来的单人宿舍。沿着西墙根放着两支红箱子和两个红色玻璃柜。我家做饭的炉灶建在门道里我家这一侧。冬天烟道通炕做饭带暖家,夏秋堵住通炕的烟道,烟由铁皮烟筒送出窑外。门道西侧井然有序地放着水缸、水桶、柴炭等杂物。东侧归闫云英家使用,布置与我家相仿。云英两口子是双职工,生活比我家宽裕一些,当时很稀罕的四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她家都有。云英的丈夫王立岩身材魁梧,英俊潇洒,在政府部门工作。自行车擦的锃光瓦亮,在上班族中分外突出。东房西房虽说是三间,却逼仄多了。东房住着曹人瑞一家,他家三世同堂。西房住着汾阳医院副院长张哲夫妇。张家的孩子挺多,还雇了一个保姆。当时颇不以为然,如今想起来还真是让人感慨!张院长身为医院领导,把宽敞的正房窑洞让给普通职工。一家六七口挤在狭窄的小西房里。不难看出,文革前我党的领导干部还尚能“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尚能“先人后己,维护群众利益”,远不像后来愈演愈烈的“四风”问题。
在正窑两侧的窑洞里住着李桂莲一家。南院东房住着医院的中医大夫张克让一家,西房住着医院防疫科的张崇恩一家,张的妻子韩岫云还是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当时两院之间的隔墙已拆,事实上已连成一个大院了。
我家在福慧庵13号住了七年,我待的时间却很短。“文革”爆发时我正在山西大学读四年级。1967年校领导被造反派夺了权,于是我回到家里。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人们把“人情”、“亲情”当作“资产阶级人性论”大批特批,搞得兄弟反目,朋友猜忌,人人自危,彼此戒备。可是在福慧庵13号却俨然成了“世外桃源”。这里邻里信任,彼此帮衬,和谐相处。不管外面派性闹得多么凶,这里仍旧是祥和宁静的气氛。
在那物资极度匮乏、人们普遍贫穷的年代,邻里之间互相抓借钱物是常有的事情。谁家做下点稀罕吃食,也都拿给左邻右舍尝一尝。每年三伏天,家里热得做不成饭,各家都在自家窗台下搭个简易棚,再用半截水缸砌一个炉灶。每当做饭的时候,拉风箱时那呱嗒呱嗒的声音此起彼伏,锅碗瓢盆的协奏曲遥相呼应。
父亲去世早,母亲是我和三个妹妹的支柱和依靠。她在单位是标兵,是出席省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在家里也是个贤妻良母。那时我们全家人衣服都是她亲手制作。母亲会裁缝,喜欢缝纫机,却始终买不起,因此常到闫云英家借用。云英两口子都很热情随和,随时提供便利。他家的小孩当时还小,有时云英夫妇忙不过来,哭闹不已。我妹妹就会把“淘气”抱过来玩,两家人伙用一个门道,亲密无间,宛如一家人。
文革期间张哲副院长被造反派夺了权,撵到科室当值班大夫。张院长本来就是医生,从此一心一意治病救人,在群众中的威望反而更高了。母亲当时患有冠心病、胆结石,发作起来简直痛不欲生。白天还好说,晚上犯病只得冒昧去敲张院长家的玻璃,张院长夫妇总是随叫随到。在那“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里,每天早晨我在窑顶上背诵唐诗、宋词,总能看见张院长的妻子任秀贞大夫,早已在那里捧着一本厚厚的业务书,认真看着思索着……
东房住着曹人瑞一家,人瑞的妻子在汾阳医院工作,他在太原上班。可能单位也在“停产闹革命”吧,那段时间也常能见到赋闲在家的曹人瑞弟兄。他俩是我们院里的艺术大师,吹拉弹唱奏样样精通。每当月朗星稀静谧的夜晚,总能从院子里传来清丽高远、幽婉动听的乐曲声,家家户户,大人小孩都在聆听欣赏,陶醉其中……
1969年秋,我去天津4568部队接受再教育,我和恋爱多年的同班同学高硕芸从部队驻地领了结婚证,然后请假回到了汾阳。适逢八一建军节,我们在福慧庵13号家属大院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院邻、亲朋纷纷帮我们布置结婚的殿堂。我和妻子以毛主席的语录本和像章互相赠送,然后向贴在院墙上的主席像三鞠躬,再向坐在椅子上的母亲鞠躬,最后我俩互相鞠躬,完成了当时革命化的结婚仪式。
婚宴就在大院里进行。桌椅板凳,锅碗瓢盆都是从邻居家里借的。我的小学同学王英像大哥哥一样协助母亲帮我操办婚礼。他是采购,又是厨师,还是主持人,忙得不亦乐乎。中午餐桌上也是“四盘八碗”,琳琅满目,菜香四溢。在那定量供应,凭证购买物品的年代殊属不易。
我们的洞房就是我家的那孔窑洞,母亲和妹妹只好借住在隔壁李桂莲母亲的窑洞里。望着布置一新的洞房,摸着里里外外“出灿”新的被褥,母亲、大姐和妹妹们为了我付出多少的辛劳啊!
1971正月十一日,我的大女儿张炳慧就在这里呱呱坠地。炳慧的慧字就是为了纪念她的出生地——福慧庵13号。
1971年秋天,年近六旬的母亲被下放到肖家庄公社卫生院。从此我们离开了福慧庵13号院。一晃四十多年过去,如今老院已经拆除,原址上盖了汾医家属院大楼,旧日的痕迹已荡然无存。但是,那座老宅院仍在我梦中浮现,我还是常常想念,在那特殊是年代里守望相助的院邻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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