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文峰》壁报

[作者:汾阳 杨耀学 来源:《汾州乡情》2015年第5期][2015-10-20]
 
  
回顾我的文学创作之路,不能忘记上世纪六十年代汾阳文化馆主办的文学阵地《文峰》。
《文峰》始创于1962年初,它是以壁报形式登载于城内东正街县文化馆门口两侧的橱窗,主编是雷守直和赵恒榉。当年我15岁,正上初中。曾将三篇小说《队长》《借牛》《大槐树下》投寄。不久,雷守直老师找到府学街我的家中,当面鼓励并送来一个打印的会议通知——邀请我参加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周年座谈会。
座谈会于1962年5月23日下午在县文化馆举行,先后有汾中教师成宝田、文化馆的张兴俊等发言,会后大家还欣赏了靳冠山的画和不知何人的书法作品。雷守直老师告诉我,第6期先发我的《队长》,其它两篇修改一下再发。
之后的两三年内,文友们又有几次来馆开会。一次是读书会发给文化馆的借书证。一次是创作交流,一次是采风,一次是颁奖并根据各人擅长的体裁,分出小说、散文、戏剧、评论、诗歌等若干组分别活动。还聚餐二次。这样,《文峰》就成为团结、凝聚文学爱好者的文化沙龙,成为培养写作队伍的园地。
我记得1963年第1期首篇为南门小学教师李明伦的散文《迎春》,文笔优美,我看了好几遍。通过参加《文峰》编辑部组织的活动,我还认识了郝大廉、韩贵海、董仰发、梁崇定、王朝鼎、张元江、张少春、张联第(笔名宜静)等。
1964年9月我插队下乡,所在村郝家庄离城30里,其间仍然投稿。有城内同学来信或捎口信告我,某一期又登了我的作品。我曾有几次进城未回家先到文化馆门口看橱窗。
假如没有“文革”,《文峰》可能会一直办下去。1966年夏天《文峰》停刊,我已到汾阳医院上卫校。运动初人人都有被批判、被揪斗的可能。在汾阳医院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因为在《文峰》上发表文章被批判者有两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妇产科大夫杨艺圃,他发表过一篇《下乡医疗》。
我本来是默默无闻的学生,一下却成了“黑线人物”。当年秋的一天,院“文革”小组负责人召见我,说:“下月卫校同学赴北京大串联,你因发表过反动文章,不能去。目前你需要自我反省,写一份检查出来。另外,文化馆院内还有关于你的大字报,你自己去看看。”
县文化馆院内的大字报的确很多,有批判雷、赵两位主编的,还有不少批判省里的马烽和本县作者的。内中确有批判我的。除我外,被点名批判的还有三个人。一是桑枣坡村的颜兰森,发表过纪实小说《刁二冬》;一是油漆厂的李光晋,发表过诗作,有历史问题;另一个是汾中的老教师,发表过一组学雷锋的诗,民盟成员。可见,当时作者有这样那样“背景”的人都是批判的重点。文化系统的造反派和作者所在单位是互通情报的。
纵观汾阳批判“毒草”的大字报,特征有三:第一是,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毒草”,都被批判,从字里行间找问题,上纲上线;第二是,写大字报批判别人者平时基本不写东西,也未见过他们的作品;第三,一篇作品既批作者又批编者。说作者是“为反动主编提供炮弹”,说编者是“放大毒草出笼”。因此,雷守直老师很快就失去了自由。在上报的专案材料中,“重用”“提携”“刘绍棠式的人物”杨耀学是罪状之一。
闹剧只有一年多。1972年我又拿起了笔,参加了汾阳县委通讯组、《山西日报》驻吕梁记者站组织的笔会。而《文峰》壁报已改名为《朝阳》。
80年代,我曾到离石和太原,拜望调到吕梁文工团和山西省群艺馆的雷守直和赵恒榉先生。回首往事,不胜感慨。
我成为一名专业医师后,再没有写过小说。虽有文学创作,却侧重散文、灯谜。但是我记得,当年《文峰》聚会时,有一位文友说过:“不会写小说就不是作家。”我当然成不了作家,而且我至今认同这句话。《文峰》成为我后来岁月中永远的回忆,它见证了我在文道上蹒跚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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